张大千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国画家，也是一位风趣洒脱，重情重义之人。他一生留下很多轶事和风流韵事，其中与十个女人的故事更增添了传奇色彩。这十个女人分别是：一个红粉知己李秋君，两个婚前恋人谢舜华和倪氏，三个魂断情人池春红、李怀玉和山田喜美子，四房正式夫人曾正蓉、黄凝素、杨婉君和徐鸿宾。

  初恋受挫入法门  

张大千（1899～1983年）原名张正权，出生于四川内江书香门第家庭。18岁时与青梅竹马的表姐谢舜华定亲，19岁随二哥张善子赴日本学习染织兼习绘画。次年，忽闻谢舜华病故，特从日本回上海，欲赴内江吊祭，因兵乱交通阻塞未能成行，后奉善子之命重返日本，次年学成回国。

期间，父母做主给他在老家定了第二门亲事，女方姓倪。可是没过多久倪姑娘忽然得了怪病，生活无法自理，于是这门亲事也取消了。经历两次恋爱挫折，加之五四运动席卷中国，张大千颇觉人生变化莫测，莫如过“洞中方一日，世上已千年”的宁静修行生活，便至松江禅定寺出家为僧，取法名“大千”，张大千一名由此得来。

  恨不逢时未姻缘  

三个月后，张大千被张善子强行带回老家，与母亲曾太夫人的侄女曾正蓉完婚，时年22岁。曾庆蓉性格温顺和善，持家有道，是典型的传统女性。但她与张大千并无太多共同语言，感情一般。曾夫人晚年曾称自己是“感情上被遗弃的人”。

张大千与李秋君

李秋君作品

李秋君作品

张大千与李秋君1921年，结婚不久的张大千返回上海，借寓宁波巨富李薇庄宅，与同庚的李家三小姐李秋君相识，双方彼此欣赏，相互倾慕，李家也有意将女儿许配给张大千。但张大千认为自己当时已有太太，“李府名门望族，自无把千金闺女与人作妾的道理；而我也无停妻再娶道理”。而李秋君也“恨不逢时未嫁成”，因此终身不嫁。正因如此，他们之间深情重义远胜兄妹，却又冰清玉洁纯真崇高。诚如张大千所说，他与李秋君“绝无半点逾越本分的事，就连一句失仪的笑话都从来没有说过”。在张大千影响下，李秋君的画艺大进。1930年，她的《秋山读易图》荣获布鲁塞尔“劳动和美术”国际大奖赛金牌。抗战前夕，张大千将自己两个女儿心瑞、心沛过继给李秋君做养女，李秋君视她们如亲生骨肉，尽心疼爱教育。1948年，张大千最后一次来上海为李秋君五十寿庆时，两人当场合作一幅《高山流水图》，并到静安公墓看定各自寿穴，相约互写墓碑，死后邻穴而葬。李秋君在文革期间去世，消息传到台湾，张大千愁肠寸断，撕肝裂胆道：“偶思七十子之徒，于夫子（孔子）之殁，心丧三年，古无与朋友服丧者，兄将心丧报吾秋君也!呜呼痛矣!”他对李秋君的感情之炽烈，情义之深重，可见一斑。  

再说张大千结婚两年，曾正蓉都未生育，因此1922年春张大千又娶了二太太黄凝素。黄凝素也是内江人，面容姣好，身材苗条，精明干练，且略懂画事。据张氏家谱载：“善伺公意，甚得公欢，虽不善理家庭，而侍公书画，俾公点墨不遗"。黄夫人过门时才15岁，比张大千小8岁。她先后生了八个子女。娶了黄夫人之后好几年，曾夫人也终于也有了唯一的女孩，叫张心庆。

  银河总将小星藏  

但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新旧思潮交替时期，传统价值观、婚恋制度与西方思潮正发生着激烈磨擦和碰撞。遵循传统道德的张大千既不敢抛弃旧式婚姻追求李秋君，又试图突破父母包办，寻求自己的幸福，进而演绎了新的恋情。

张大千与池春红

张大千与池春红

张大千与池春红。1927年，29岁的张大千应日本古董商江藤涛雄邀请赴朝鲜金刚山游览，结识了年仅15岁的池春红。据张大千多年后描述：春红能歌善舞，喜爱书画，两人语言不通，但春红善解人意，相处不久，双方竟私订终身。三个月后，张大千带池春红拍了一张合影，并写了两首《陈情诗》寄给黄凝素，诗中有“欲向天孙问消息，银河可许小星藏”，以试探夫人是否同意他异域纳妾。此事不仅被黄夫人拒绝，而且张大千母亲曾太夫人更严命其立即返家。张大千心中不忍，留下一笔钱给池春红在京城开了一家中药房，便整理行装匆匆回国。  

天女散花

池春红的形象屡屡出现在张大千的画中，如《清商怨》、《红拂女》（自题为“惊才绝艳”）和《美人双蝶图》等。特别是在敦煌考察之前的1935年，张大千以壁画之法绘制了《天女散花》，跋中言道：“偶听流莺偶结邻，偶从禅榻许相亲。偶然一忘维摩疾，散尽天花不着身”此中对池春红的眷恋之情可见一斑。当年他从日本占领下的北平逃到四川可谓九死一生，随行之物能扔则扔，但这件《天女散花》却始终不离须臾。另外张大千平生所作情诗只有十来首，写给池春红的就有6首，他对池春红用情颇深，绝非文人风流猎艳。

柳荫仕女

1934年，张大千已是一位成名画家。他与兄张善子到北平客居听鹂馆，先后认识两位如花似玉的姑娘。

当年春天，与北平艺人李怀玉不期而遇，感情甚深，画了很多幅怀玉的画像。张大千曾为怀玉画的一帧像中题款曰：“偶见怀玉唇不施朱，遂拈二十八字书之画上，爰。”其诗曰：“玉手轻勾粉薄施，不将擅口染红脂。岁寒别有高标格，一树梅花雪里枝。”又记：“甲戍夏日，避暑万寿山之听鹂馆，怀玉来侍笔砚，听夕谈笑，戏写其试脂时情态，不似之似，倘所谓传神阿堵耶？掷笔一笑，大千先生。”题诗将素面朝天的怀玉大加赞颂了一番，特别是一双纤纤素手，令大千醉心不已，更把她誉为格调高雅的雪里梅花；在又记中更表露了他与怀玉相处得亲密无间，情投意合。张大千有意纳怀玉为妾，但因其艺人出生，遭到张善子反对，两人不得不分离。张大千李怀玉之恋虽然短促却终生难忘，即使到了耄耋之年，张大千仍然惦记。《柳荫仕女》中人物的脸型、发髻、衣着无不透着怀玉的影子。还以怀玉为模特儿画了《背插金衩图》赠给何应钦。

张大千与杨宛君

张大千看中天桥京韵大鼓艺人杨宛君。她长得很像唐伯虎画中的美人，也有一双凝脂如玉的手让张大千惊呼，成为张大千笔下仕女图的模特。张大千有意纳杨宛君为妾，父母十分清楚儿子的心迹，且儿子在外社交广泛，前两房儿媳难以担当，同意纳妾则是早晚之事。后在张大千朋友于非闇的撮合下娶杨宛君成为第三位夫人。当时张大千三十六岁，杨婉君十九岁。张大千在北平一直住到抗战开始，经历了七七事变，后两人逃到香港，再取道柳州、梧州、重庆，回到成都，隐居青城山上清宫。

1941年，张大千先后两次率人去敦煌临摹壁画，第一次陪伴身边的是杨宛君，第二次则是二夫人黄凝素。两个太太先后陪伴他在敦煌大漠中度过了两年七个月，条件极为艰苦，且举债5000两黄金，直到20年后张大千才还清。敦煌之行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临摹壁画，而幕后也隐含着两位太太的艰辛付出。

  情不自禁引震荡  

1943年从敦煌回四川后，张大千与杨宛君忙着安排日常生活和对外应酬，整日出双入对，如胶似漆。二夫人黄凝素渐渐有些失落，便愈加在麻将桌上沉迷，直至红杏出墙。接着，徐鸿宾（后改名为徐雯波）的出现，并与年长30的张大千感情发展给张家带来了一场震动。

四夫人徐雯波与孩子

先是1946年张大千与黄凝素感情完全破裂进而离婚。接着，张善子的夫人提醒杨宛君多加注意。杨宛君先是不信，觉得徐鸿宾是个佣人、文化知识浅薄，姿色也不那么楚楚动人，直到珠胎暗结，孩子出世，一切才真相大白。此时，徐鸿宾姑母也只好应允这门亲事。但张家上下仍反对这桩婚姻，张大千不得不将婚礼于1947年改到上海举行，其婚房也设在上海李宅，并由李秋君帮着操办。

张大千和四夫人徐雯波

张大千作品

《婀娜娉娉》

值得欣慰的是，徐雯波在张大千的后半生中，始终寸步不离。由内地到台湾、香港、印度大吉岭，再到巴西“八德园”、美国“环荜庵”，最后定居台湾外双溪“摩耶精舍”，她克尽相夫持家的责任。应该说张大千后半生的成就，是徐雯波一手促成的。徐雯波还是个胸襟博大的女人。1949年12月他们离开成都时，张大千靠老友张群帮忙，只弄到三张机票。徐雯波那时已为大千育有一个三岁的女儿和一个两岁儿子，却毅然舍下了亲生的一双儿女，带走了大千十分疼爱并已与大千离婚的黄凝素三岁女儿心沛，在之后的岁月里又接纳了山田喜美子小姐。

  白发红妆老更狂  

世间事惟一个情字难以说清，更何况要求一个大画家爱情专一简直是太难了。因为他的眼睛时刻在追逐着美，而人的美则因更生动也更易打动心扉，所以爱上一个艺术家幸与不幸，只有当事人能够体会得到。

从左起张大千、山田、黄君璧和溥心畬

1949年以后，张大千移居海外，经常到日本购买绘画用具或装裱字画，下榻横滨名园偕乐园。园主便介绍山田喜美子小姐来照顾张大千的起居生活。山田年轻貌美，颇得大千欢心，他在自己的诗中描写道：“亲辇名花送草堂，真成白发拥红妆；知君有意从君笑，笑我狂奴老更狂”，偕乐园成了“白发红妆”的安乐窝。此后，大千每到日本，山田必陪侍左右，大千夫人徐雯波在场，也不例外，而且与之同住一栋宅院。台湾作家黄天才对此说得更具体：“张师母(徐雯波)每星期总有一两天要把大千先生‘赶’出她的卧室，逼着大干夜里去陪伴山田。”张大千有诗云：“偶扶柔肌偶不辞，偶然云鬓拂雪髭；偶逢半面天花散，不念维摩病不支。”

但是，大千发现对方动机并不单纯以后，便断然拒绝儿女情长而彻底醒悟超脱，结束了自己的这段情缘（一说是山田因接受大陆邀请访华，大千生怕惹麻烦而断交）。由于这个关系，大千曾赠送山田小姐多幅书画作品。仅近年在香港一次拍卖山田小姐珍藏大千作品就有7件。左图《桃花游鱼》、《山雀樱桃》、《虾戏图》三图是张大千亲手所绘并赠送给山田的和服，也是迄今为止发现大千先生采用特殊创作方式之唯一奇品。

  离愁别恨思故人  

张大千到晚年越发思恋故乡和故人，曾写下“片帆处处忆猿啼，有田谁道不思归”，“平生梦结青城宅”，“尘蜡苔痕梦里情”的哀怨诗句；他对不能见到亲人老友发出“奈何奈何”的感叹。其实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后，陈毅老总就让张大千好友谢稚柳写信劝他回来，后周总理又让徐悲鸿、叶浅予联名写信。1961年，周总理接见杨宛君时，又让她动员张大千回归，并令文化部奖励四万元，其中两万元待张大千回内地探亲旅游时用。但张大千始终未归。

对此，谢稚柳在1981年答香港答记者问时，分析得较为客观。笔者认为，张大千不愿意回归的根源在于他是一位参佛重禅之人，根子里喜好漫游与清静，绘画和做人一向我行我素，不愿顾及政府、朋友和家人的感受。如将此与政治因素扯到一起，完全是对其艺术人生的误读。

张大千在1949年离开大陆后，家人失去了经济支柱，经历了一段与平常百姓同样的艰辛生活。1961年代初曾正蓉病故。三太太杨宛君走出家门自食其力。与黄凝素的女儿心沛因病去逝，儿子心健因恋爱受挫而卧轨身亡。1963年曾正蓉的女儿张心庆曾与张大千在香港相聚，但1982至美国想再次相见时，台湾当局未允许。对此，三夫人杨宛君的叙述较之女儿张心庆的回忆更为客观。

可贵的是，张大千在1949年离开大陆时，曾给家人留下了一批临摹的敦煌壁画。她们后来虽然生活贫困，却一直没舍得卖掉这批画。1955年，夫人曾正蓉、杨宛君在征得张大千同意后，向四川博物馆捐赠敦煌壁画摹画稿等260幅。张大千在临终前还立下遗嘱，把自己的财产分成十六份，其中一份给了杨宛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