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（2016年）是恩师山之南先生诞辰110周年，为缅怀这位品高学富的艺术大家，特撰此文，以寄感念追思。

山之南先生，名昌庭，号陈堪、师伊、郑亭，之南为其字。1906年4月27日生于黄县（今龙口市）名门宦户。据黄县山氏谱书记载：山家原籍河内怀县（今河南沁阳），为东晋“竹林七贤”之一山涛后裔。因始祖“掌山林之官，以官为氏”，故山姓。后官徙济宁，明季迁居黄县。先世的共同特点是：擅书画，嗜收藏，不论为政还是治家，都能弘礼阐文，力主风雅，从不凌驾于人。旧时在山府的庭堂园林内，均有名人题写的条幅、楹联和匾额。由于严格的家训，谦和耿介的为人，正统的治家治学规范，使山家在乡里名望颇高。

环境的濡染，家庭的熏陶，山之南自幼便对书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6岁始在其父及叔外祖丁佛言的督教下，从楷书描红入手，临摹《颜家庙》、《麻姑仙坛记》等。七岁入私塾，八岁进学堂，先后得到前清秀才、书家、收藏家王子敬、王芝清等掖勉。8岁时子敬曾评其书“笔姿很好，大有希望”。及12岁始习篆隶和篆刻，得力于邓石如、伊秉绶、《峄山碑》、《张迁碑》、《灵泰碑》等，并潜心对临、释读自家收藏的铜器原器铭文和拓片，印章直追秦汉，刀法钝丁（即丁佛言）。由于他敏而好学，少年时代就以品学兼优、诗书两长而名重乡里。20年代初，在县长李汝谦（河北人，诗书兼能）创办的“课仕馆”就读时，他的诗书双获第一，任主讲的晚清名流丁毓瑾写在山卷上的批语是：“反复辩论，层出不穷，胸中有竹，笔下生花。”1927年底，李汝谦因喜山之聪颖，亲自为其授课。其时又有叔外祖丁佛言的督导，使山之南的书艺大见长进。前清秀才、书家、收藏家王道新曾评山字“可与老丁（指丁佛言）并驾，驾乎前贤”。

就在山之南艺术才华初展时，厄运却偷偷地向他袭来。

1928年至1929年，盘踞在胶东的军匪刘珍年和山东军阀张宗昌部，先后两次洗劫了山家，使山府由一个名门望族沦为寒门。家境的急剧败落，致山父一病不起，不久含冤过世。

严酷的现实使山之南心灵上受到了极大的创伤，一贫如洗的生活环境使他背上了沉重的家庭包袱。面对惨境，他暗下决心，走自己的路！为了明志，他挥毫写下了“潜心治学，老实做人，勤俭持家，誓不为官”的处世格言。为养家糊口，1929年他离家去上海投亲谋事。

到了上海，经人荐举，他入山东会馆“齐鲁公学”任国文、书法教员。但执教仅二年，因病魔缠身，只得辞去公职。

为了生计，24岁的山之南边养病，边鬻书治印。在与“荣宝斋” “西泠印社”的往来中，他结识了众多的书法篆刻名流，眼界也为之大拓。其时，在群雄济济的上海要有一席之地，如没有名流托为师承是很难立足的。一次，在西泠印社他向王个簃提出拜师事，王个簃当众谦辞道：“山公书承商周，印法秦汉，博前贤之精华，出自我之机杼，超乎俗而胜于余，可与友善而不敢妄为尔师。”自此，两人关系甚密，直到王个簃先生过世的前一年，二人仍有书信往来。30年代初，王福庵来上海，见到山之南的字和印章后，大加褒扬，赞道： “陈堪书可与海上名流抗行，只惜其年少无名。”随即欣然题下“山之南鬻书治印”匾额，以示器重。在与名流的交往中，山之南接触了众多的名碑、名贴和名人墨迹，通过眼观手摹，融会贯通，其书艺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，艺术个性日臻明显，行、草、隶、篆、楷无所不能。所书卜辞、钟鼎文字在泸被誉为与黄葆钺、马公愚相伯仲。当时在上海举办的“中国语文展览”、“中国古物书展” 中，他的甲骨文联及行、草、隶、篆四体条屏均被列为珍品。30年代中期，全国“银盾书展”在青岛举办，他的草书中堂荣获一等奖，为四名获“银盾奖”的作者之一。

8．13事变后，上海沦陷，山之南迫于国难，告别了客居8年的上海，迁居烟台“古荫山房”坐堂鬻书治印。在烟期间，他多次举办个人书法、篆刻展，誉满胶东。年至而立，终因内乱外患，连年兵戈，从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回归故里。

回乡后，两任伪县长把山之南列入贤达名流之中，多次请他出来做事，一些亲朋也劝他在仕途上找个出路，但均被他以“嗜书成癖，性不宜官”为托词回绝。为表矢志不渝，他奏刀刻下“性不宜官”和“以布衣老”印，常盖于自己的作品上。正如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首诗所云：东涂西抹六十年，一方破砚做良田，服膺窃取郑公语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”从此，山之南一直困居故里，过着亦农亦艺的田园生活。

黄县历史悠久，文物古迹丰富，素有“故莱子国”之称。解放初期，政府组织人力整理古籍，山之南先生应召参加了文管会的工作。自二十世纪50年代以来，经山老发现考证的文物数百件，其中黄县归城出土的十余件铜器被他鉴定为周代  国器，并考释了全部铭文。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，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。国家故宫博物院和山东省博物馆分别将这些铜器接管收藏。著名考古学家王献唐先生对山老的研究成果做了充分肯定。1965年，鉴于他对书法、金石学研究的造诣和贡献，山东省委书记白如冰亲写聘书，聘任山老为山东省文史馆馆员。

然而，史无前例的十年“浩劫”，山之南先生连同他的书画藏品未能幸免。人被管制，珍贵书画、诗稿被付之一炬。面对这些，山老心痛如绞，老泪纵横。

“文革”结束，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这位德高望重的艺术家，在住房和生活上给予了极大的关怀，为他的艺术创作提供了方便条件。1976年，作品经逐级筛选参加了在日本举办的“中国书道展”，书法、篆刻被出版、收藏。尔后，多次参加了国内外重大书展，并被故宫博物院及一些省市博物馆收藏。二十世纪80年代初，其书法、篆刻作品与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伟人的作品再次选往日本展出。香港一家电视台还专门搜集、录制山老流散在港台地区的各种书体做了专题介绍。1983年，日籍华侨王汝钧先生回乡探亲，黄县县委以山老书四体条幅相赠，王先生如获至宝，当即捐款十万元，为家乡建了一座图书馆。

山老在70年的艺术生涯中，一直坚持手不释笔，孜孜不倦地在名碑名贴和名人墨迹中吸取营养。山老以为：作为一个书家，仅能写得一种体或几个字不足以称书家，而在广泛临摹名碑名贴，博采众长的基础上，学古而不泥古，具其形而备其神，渊于古而出新意者，方可称为上乘的书家。基于此，他把“多读、勤临、善悟”做为学书的座右铭。80年代初，他不顾年迈体弱，先后到潍坊十笏园、掖县文峰山谒拜郑板桥遗迹和观摩郑文公碑刻，耄耋之年仍坚持临池不辍，在艺术上从不满足于过去。山老在八十一岁《岁首感怀》写道：“万事都无就，一年又到头，明朝八十二，仔细数更筹”。正是由于这种谦逊善学的态度，使他的各种书体达到了无所不能又超然脱俗的境界。他的甲、金文字，能在直接临摹殷周原器、原拓的基础上，巧妙地将那种刀刻、模铸、自然天成的痕迹，利用毛笔这一特殊的书写工具表现出来，可谓刀笔互见，相得益彰，给人以古朴、典雅、浑穆、端庄之感。在笔墨章法上，能于老辣中见活脱，方圆中藏奇拙，淡括中寓险峻，开合错落中见空灵。在篆书的临摹和创作上，堪称别具一格；

他的隶书，广采汉碑之长，兼熔伊秉绶宽博大度之势，用笔古拙雄沉，大气磅礴，结体开张健稳，萧疏有度。观其隶作，显见独具一面；

山老的行书，初习《祭侄稿》、《争座位稿》，后掺以篆隶及北碑诸法，奇拙宕逸，质朴自然，方圆相兼，刚柔互济，虽恣情任性而不逾矩矱，给人以天真婀娜，活泼可爱之感。可以说行书是山老熔各体于一炉的佳构；

山老的草书，崇尚流畅自然，气韵贯通。初学怀素、丁佛言诸家，后兼宋四家笔法，洒脱灵动，筋丰气足，凝重处不滞涩，飘逸处不浮滑，点画似高山坠石，运笔如行云流水，读来令人耳目一新；

山老写楷，在遍习魏晋诸家的基础上能承续家学，深得《颜家庙》、《麻姑仙坛记》之奥髓，力避常人习颜笔丰墨饱、笔划笨钝的写法，用篆隶枯笔作楷，老辣苍劲，犀利峭健，结体宽绰雄强，朴茂敦厚，显示出他超然不俗，刚毅直率的气质和性情，与别人写颜，有同工异曲之妙；

山老的篆刻亦有独具匠心的造诣。他法乎钝丁（即丁佛言），直追先秦小玺和汉印，在以甲骨、钟鼎文字入印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创新。他的印作，文雅隽逸，简朴灵动，方圆相兼，藏险于平，方寸之间寓神韵高古，意境深邃之趣。

山老曾说过：“作书要具匠心而不可有匠气；做人要有傲骨而不可有傲气”。山老尽管一生布衣，生活清苦，却不失阳刚耿直之气。上世纪三、四十年代，伪政府曾几次委山老以职务，但均被他坚辞，宁受一家生计之苦，也从不趋炎附势。在困居故里几十年的田园生活中，他亲身劳作，耕躬自给，体验到了劳动人民的甘苦。他的书斋一度称“思雨庵”，1976年选往日本的篆刻作品“爱人民”等，即是他热爱人民，与劳动人民同甘共苦真情实感的写照。

纵观山老的金石书艺，使我们不难看出：他的每一书体，无不蕴含着他对书法渊源寻宗溯本的不挠意志和学古不泥，创新求变的执拗追求精神，凝聚着他深厚的传统功力和对古法超然领悟的修养和才情。可以说：“取法乎上，广收博取，采撷众长，食古能化，悟古出新，拙中求活”是山之南先生书学实践的辩证法和方法论。

山老晚岁，虽左目患疾，但仍精神矍铄，学性不减。每遇求学者，他都能循循善诱，直陈得失，倾其所知，尽力掖勉，使人如坐春风。凡与山老接触的人都会感到“书如其人”，能在他身上得到最好的印证。人们重爱山老的书法与崇仰他的为人是分不开的。

当年山之南先生在书斋向笔者传道解惑

当年山之南先生为笔者自制的印谱题签

山之南先生生前为龙口市人大代表、政协常委、烟台市政协常委、山东省书协特邀顾问、山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、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等。今天我们介绍他的艺术生涯，探讨他的金石书艺，对于借古开今，发展和创作适合当今时代精神的书法金石艺术，将会有所借鉴和裨益的。

作者：赵钧波

（文章转载自：乳山情公众号）